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本文作者
李其容，1946年生于南京，1966年毕业于杭州浙大附中高中。1970年回老家湖北应城插队并任民办初中教师，后转为公办教师在应城杨河中学任教。1972年因不与父亲划清界限被迫害逃回杭州成了黑户。1978年转回户口，到浙江美术学院图书馆工作。
我自个儿在心里把“异性朋友”定位于：是那些可以两人单独会见而双方的配偶不会吃醋的关系。很奇怪，我的这几位异性朋友除了大林与大向，均没有给我留下照片。我想，到了我晚年，他们长得是啥样子我都要记不得了，只有在保留下来的信中，才能依稀知道我们当年交流了什么。也难怪——我们共同度过了两小无猜的那几年，一直到大，一直到老。我们共同度过两小无猜的那几年。现成的，有一成语：青梅竹马。他是青梅竹马的那一半。是用细竹竿编成的篱笆墙围成的院子。篱笆很高、很密、很厚，还被涂上了黑色的沥青， 把院子里的一切严严实实地遮蔽了起来。院子外的游客们经过平湖秋月对面的这块大草坪，仅能看到篱笆梢头有红白二色的夹竹桃盈盈地开着，再也不会想到，被门沉沉关住的里面，竟是一座带漂亮房子的、风光旖旎的庭园。这是一所别墅。杭州沿西湖边，宝石山山麓、孤山山麓散落着一幢幢别致的两层洋房，那是解放前有钱人家的别墅，解放后全被充公给了共产党的干部住。官大的，一家住一栋；官不大的几家合住一栋。我爸爸跟大林爸爸属于官不大的，所以这栋洋房六家人家合住。这是美术学院领导住的宿舍。大林爸爸是院长，我爸爸是党委书记。但这所庭院白天显得空落落的。除了养病的我妈妈，就是大林七十岁的奶奶在院子里呆着。整个院子的小孩也只有我跟大林，但我们平时住校。星期日我们被接回来跟大人一起过，倒不感觉什么，但到了寒暑假，我的玩伴就只有大林了——妈妈又不放我出去跟这个岛上的其他孩子们玩。男孩子有男孩子的玩法，女孩子有女孩子的玩法，我又不好叫大林跟我玩洋娃娃。有时候，大林奶奶（我喊“莫奶奶”）、我妈妈会陪我们玩扑克。但大林是个很没出息的男孩子，他输了会哭，还会在地下滚来滚去。这时候，虽然他比我大几个月，说起来是我的小哥哥，但我还是会打心眼里看不起他；“哼，输了还赖地！”当然，我们经常在一起看连环画。大林家的连环画可真多呀！我们家的连环画都是爸爸妈妈给我买的，而他们家的连环画全是出版社送的，他爸爸莫朴是画家，是院长，所以美术出版社或另外的出版社出了连环画就会寄来。我记得董天野画的一集集连续出的连环画《红楼梦》，我就是在他家看的，故事情节于是便基本上知道了，待我两年后去了北京，大舅舅把他们出版社出的带注释的《红楼梦》送我们家，我胡乱翻也大致看得懂了，起码贾宝玉跟他的堂姐妹和表姐妹的关系我搞得清了。说起他爸爸是院长，这里也有一段故事，是我爸爸作为反面教材讲给我听的。我那时（1954～1956）跟大林都在干部子弟小学读书。他比我大一个年级。那时，干部子弟小学同学间，有一很不好的风气：比哪个的爸爸“大”。这个说：“我爸爸有两个警卫员！”那个说：“我爸爸坐小包车！”还有一个就插进来不甘示弱地讲：“我爸爸是部长！”于是我回家就问爸爸：“你有多大呀？是干什么的呀？”爸爸一眼看穿了我的心事，知道我捞信息是为了星期一回学校吹牛，就讥讽着告诉我：“你跟你那些同学说，你爸爸是教书的！”我虽人小，才八岁，但总觉得“教书的”似乎不怎么好听。当同学们又问起，也不知怎么一来，我就说我爸爸是“教授”。我其实并不晓得“教授”是什么官，但总觉说出来得比“教书的”好听。但大林就不一样了，他到处对人说：“我爸爸是院长！”甚至，在他妈妈的工作单位上海电影制片厂，他也对人炫耀：“我爸爸是院长！”这传闻到了我爸爸耳朵里，就成了他教育我的资料。大林在他们三年级是最调皮捣蛋的，经常闯祸，不是打破了玻璃就是把生活老师（管我们住校生生活的老师）的杯子打破，于是老师总是让他带条子给莫伯伯，要星期一带钱去赔。所以，他是他们三年级班最后一个入队的。他们三年级的中队长跟他一个名字，也叫大林，姓李，叫李大林，是女的。我怎么会记得这么牢的呢？因为我是二年级的中队长，常常跟李大林一起在大队部开会。我是好学生。记得我还被选作在小歌舞剧《花儿朵朵开》里当主角“春姑娘”，是要在全市小学生汇演中演出的。这个歌舞剧里的演员差不多都是女生，除了春姑娘就是桃花、杏花、梨花……共七八个。只有两个男生，一个是反面角色“牛蒡草”，另一个是配角“小蜜蜂”。大林演戏的天分此时还没有展示，所以戏份很重的“牛蒡草”没让他出演，他作为配角小蜜蜂在间歇时伸展着双臂无声地“飞”来“飞”去。我们无论正反角色，都有各自的唱段。那天排练时，也不晓得我怎么招着他了，他像疯了似地向我撞过来，我就在临时作为排练厅的大图书室里躲来躲去，险险乎碰到玻璃书柜……这印象我现在还记得。但在院子里他是脾气很好的男孩，一点也不欺负我。而且，在那个暑假，他的演戏天分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我们住的这浅豆沙色小洋楼的底层，套着阴廊，宽宽大大，约一米多宽、六七米长。一个个白色的廊柱排在那里，柱与柱当中的空间安置着大理石长凳。这就是我跟大林暑假里嬉戏的地方，院子里太热。
那个有阴廊的宅子
暑假里培培从上海来。我们在阴廊边摆拍讲故事。大林在一边做配角
阴廊内不知怎么放着一堆破课桌椅。是的，是堆着的，不晓得为何学院总务处没有移走，这样很不雅观。五十年代，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来的童话故事片里经常就是这样的内容：王子救公主。比如《美丽的华西丽莎》《骄傲的公主》等等。里面的公主很倒霉，总是被恶魔掳去；里面的王子很勇敢，总是像孙悟空那样斩尽妖魔鬼怪，把洞穴里或魔宫里的公主救出来。我被导演大林（他也兼任演员）安置坐在那一堆破桌椅的上头，好比在魔山的洞窟里，一心一意地等王子来救。而他呢，在阴廊里挥舞着用竹片做的小宝剑，时而刺向空中的什么看不见的怪物。嘴里还喃喃念叨着：“跨过大河——”他向前大大地跨一大步、两大步；“越过高山——”他手脚并用地向破桌椅上爬来。我嚷嚷道：“你怎么还不来救我，我可不想再在这儿坐着了！”他冲着我说：“你急什么？王子要越过九座大山、跨过九条大河哩！”他这才忙不颠地来救我，救下山后，还让我戴上了破除魔咒的戒指。可当时，不仅我们俩把它当戒指，还有一个小伙伴也把它当戒指，二十多年后，还因为这个“戒指”对我抱怨来着。后来变得很漂亮的小玲，长大了对这一安排还耿耿于怀：“让我当你的丫头，还让我交给你戒指！”大起来我已经忘了戒指的这一节，只记得让我坐在破桌椅上面的这一节。当年的“丫头”
说起看电影，八岁的大林跟我看了一回电影，但那次他的表现也让我藐视：不是七十年代放映的墨西哥爱情片《冷酷的心》，这是一个东德童话故事片，说一个人贪财，把肉心出卖给魔鬼换成石头心的故事。我正看得起劲呢，银幕上，那人把一颗肉心交给魔鬼，魔鬼放在窗台上，那颗心在窗台上一收一缩地跳动着。要是搁现在，我也许会害怕得闭上眼，但那时不晓得，所以不怕，看得津津有味。我被谁拉了一下，低头一看，是大林——只见他蹲在地上，坐着的折叠椅已经翻起。他说：“多可怕呀，我们蹲着就看不到了……”我听从他也蹲了下来。但一会儿我就后悔了，因为不看银幕，后头发生的故事我就不清楚了。于是，我赶紧把折叠椅打开坐下看，不去管他了。 孙铮阿姨曾带我去海宁观潮，还带我去看拍摄电影《祝福》，她在延安是少有的演员之一，若不是怀孕，地主婆、黄世仁的母亲这角色就是她演了。大林妈妈孙铮阿姨与我俩
刚上三年级，我们家就搬到北京住了，只住了一年，就又回到了杭州。此时，大林已到上海随他的妈妈住了——他妈妈孙铮阿姨因为热爱自己的工作，总也不愿调到杭州，所以他们一家几十年间分两个地方住。我见到大林，是读初二的那年春天，他跟他妈妈一同来看我们。他正在上海读初三，打算下半年考杭州的美院附中。他现在已经长成为一个很英俊的小伙子了，我怎么也找不出藐视他的理由了。我只觉得自己的心在“别别”跳，而他落落大方地看我的邮票册。这本非专业的邮票册，不过是个是红色布纹封面的空白本子，爸爸就拿来粘邮票。这样粘邮票，每套邮票可以粘出多样的形式。我们当时集邮都是收集信销票，爸爸说“买邮票算什么‘集邮’？！”看来爸爸对集邮的观念很业余，犹如他用普通的空白本子贴邮票一样，也很业余。当大林看到我四张一套的特种邮票“桥”，缺一张高分值的“4-4”时，就像变戏法似的笑着从上衣袋的学生证里取出这邮票：“喏，我刚好有这一张！”小时候是爸爸带我集邮的。每逢真的集不到一套里的高分值信销票，他就会到邮局去给我买一张新票。我爸爸是个教条的人，这方面他倒不很教条。但自从他被打成“右派”后，就没有心思跟我一道集邮了，我也不会在缺高分值邮票时去集邮公司配齐。尽管我自小起爸爸就照培养男孩子那样培养我，但我除了持之以恒地爱看杂七杂八的书籍外，男孩子的那些兴趣还是没有被培养出来，尤其是手工活。
美院附中我本来也想考的，但不知为何逢着我毕业的那一届美院附中不招生，我于是读了浙大附中。在高一的1963年年底，我去美院看元旦演出，意外地看到了他在一出独幕话剧里担任主角，演得那个活灵活现啊，使得那剧中的其他演员简直就成了摆设，戏份全被他抢了去。若干年后我问他为什么不考上戏或电影学院。他说，他母亲觉得他的形象不好。“形象不好？”我很惊愕——他分明很清俊啊。“我妈说，我太不‘工农兵’了。”在读高中的这几年，我分明知道大林在杭州，也没想着跟他联系。1966年元旦，我在学校里收到他寄来的手制贺卡，但这封信到了我手中，是早被同学们拆过的。不是很隐蔽地拆，是堂而皇之地拆，信封的一半都撕去了。我读高一的时候，也曾有过男同学写信寄到学校，也在校内传得沸沸扬扬，但充其量不过是班上的干部听说后把这封信要去看了一下，整封信还是完好无损地到了我手中的。我以为他就给我写过这么一封信，但后来（一直到很后来）父亲告诉我，我们宿舍大门的信插里插着的信，有过大林寄给我的信，叫他下班回家经过大门时发现了，第二天他就把此信交还给了大林（他跟大林都是在美术学院的么），还跟大林说：“来什么信，搞什么搞！”大概，元旦的贺卡是投寄到我宿舍不成，才改寄到我学校里的。爸爸不喜欢性格活泼的男孩子，尤其不喜欢要跟女孩子打打闹闹的男孩子，他称之为“轻浮”（？）。我呢，现在我才明白在我的骨子里受爸爸的影响很深，我喜欢比较严肃深沉的，起码在众人面前尤其在女孩子面前表现要庄重、不油嘴滑舌的男性。我并不排斥滔滔不绝的男性，滔滔不绝不等同油嘴滑舌。只要不是说废话，我会在言之有物的滔滔不绝前，做一个安静的聆听者。其实，我爸爸自己年轻时性格是满活泼的，但他从不油嘴滑舌，虽然他好讥讽他所看不惯的自私自利的人。他在女同学面前从不说轻浮话，要不俺妈怎么会看得上他。除了我不像爸爸那样有时爱挖苦人，我的个性跟爸爸还是挺接近的：表面上很活泼，但在活泼的表象下是严肃。除了跟儿子，跟亲戚中的男性晚辈与个别好友的丈夫说笑，我一般不跟男同学与男同事说笑，他们以为我很难接近。我会开开心心地与异性交流，兴趣广泛地谈天说地，但极少跟他们说笑、打趣（但在博客上俺时而会跟男博友们打趣——反正是字面上打嘴皮官司，他们看不到我的表情，不会对我产生我轻浮的感觉。要是面对面，我大概不会跟不熟悉的男博友说俏皮话）。我更不会打情骂俏，说话间隐喻着什么、撩拨着什么，我不喜欢这样，我以为打情骂俏是对自己的不尊重也是对对方的不尊重。是不是因为此，我异性朋友的配偶很“放心”我，所以不吃醋。反正，这几十年来，我很高兴地看到我严肃地对待感情，赢得了我异性朋友们的尊重。大林在附中读四年级的那年，逢“双抢”（文革前的中学经常安排学生农忙期间去农村无偿地替生产队干农活。七月份是南方插秧、收水稻的“双抢”时段，学校往往安排这时候去），刚好爸爸“改造”所在的教务处，让爸爸跟着附中的这些同学去农村，帮着搞后勤事务。这不是，碰上了爸爸目睹了大林追着女孩子喊的那一幕：“小辫子！小辫子！”就凭这，爸爸就认定大林“轻浮”。俺爸实在是多操心了，他大可不必担心——大林不是我所喜欢的类型。且不说别的，就冲着他小时候总耍赖，没有在我心目中树立当哥哥的庄重形象啊。再者说，太了解他了，缺乏了神秘感，而爱情是多少需要一点神秘感的。之后，我们很长时间没有联系。我交结了男朋友，他也有了女朋友。但我跟交结的男朋友没有维持下去，他也与女朋友吹了。
1972年秋，我插队落户，被当地基层干部迫害，不得已回到杭州，成为无形“黑户口”中的“黑人”（即没有城市户口而住在城市里的人）。此时听说了大林已在温岭工作——他毕业后分在温岭县文化局，不过在那里他以莫须有的问题蹲了“学习班”。“学习班”是文革中被看管的一种形式，不过不在监狱里，大林被关了大概有两年吧。多年后大林对我说：“我要知道会被关那么多日子，我早自杀了！”我听了甚为伤感。我那时又交结了新的男友，后来成为我丈夫的XG，但因为父亲不赞同，我跟XG便进入“地下活动”，美院也很少有人知道。我们约会的办法属另辟蹊径，通过我住在美院的女友小琴。小琴是京剧团的演员，爱看外国小说，我们偶然在武林路上的租书店认识并成为朋友。文革后期，美术学院被赶到某县的乡下办学，而空出来的校舍被另两家文艺单位侵占，一家是省歌舞团，另一家是省京剧团。于是住到美院校舍的小琴成了我跟XG的联系人。XG在某厂的设计科工作，他要与我约会，就用单位的电话打到小琴的京剧团，小琴再跑来告诉我。我有时候也以反向的这种方式通知XG。一日，我知道父亲要去朋友家，要很晚才回，于是就让小琴约XG见面，大约是晚八点，地点在湖边的公园“柳浪闻莺”。我等着。一般我不提前，但绝不姗姗来迟，我是很守时的女孩，我瞧不上故意迟到摆架子的姑娘。但这晚我按时到了，却在公园大门口，等了足足二十分钟了。杭州冬季的冷风虽不像北京的寒风那样刺骨，但阴冷阴冷的，把脸蛋吹得生痛生痛的。我不时看看腕上的手表，再看看马路上骑自行车的人。昏暗的路灯下，一个个人都是黑黢黢影子样儿的。有的青年男子见我打量他，骑过去还会扭转了头很纳闷地瞅我一眼，我窘极了。我对自己说：“再过五分钟不来，我就回去了，瞧我明天怎么收拾他！”我拧开台灯，刚坐下看书不到十分钟，就听得敲门声，啊，他来了！不过与此同时又在想他胆子够大的——我们约在公园里逛是保险的，这摸到我家来，要是万一撞上我父亲咋办？我喜出望外，连忙把他让进屋，我俩已经好几年没有见面了。正当我们彼此滔滔的时候，在屋外，有一个人却透过上半截嵌着毛玻璃的门，懊恼着。他听出来了，跟我热烈地说话的，是我跟他提起过的童年朋友大林。过了个把小时，大林走了。他从长廊的这头走到那头——这头有一排砖木结构的小屋，我跟父亲住着其中的两间；那头也有一排砖木结构的屋子，每间较大，大林跟他的父亲住在其中的一间。自从莫伯伯与我父亲被打成“右派”后，自然我们两家就被逐出了那个伊甸园，被安排在孤山岛的一所普通的宿舍里，里面住的都是青年教师。先是莫伯伯搬到了南山路校园的长廊那头，因为他一个人住杭州，每天为了上班赶来赶去不方便；后是俺爸搬到了南山路校园长廊的这头，因为我插队了，他一个人住，每天为了上班赶来赶去不方便。在大林往长廊那头走的时候，他不知道有一个人看着他的背影。我气不打一处来：“好啊，我没怪他，他倒怪我来！大冷天，我等了足足半小时不见人影，到底是我失约还是他失约——咦，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有碰上的？”“嗯，嗯……我演出后在公园门口的汽车站上看到他的，他冻得够呛！”“怪了，我明明在公园门口等他来着……等等，你是在‘柳浪闻莺’门口看到他的吗?你不是在前面一站‘涌金公园’下的吗？”“呀……”小琴拍了下脑门子：“大概我传达错了……涌金公园的门匾上，不是分明写着‘柳浪闻莺’四个字吗？对对，昨天他在电话里还一个劲地问我是不是指涌金公园的门口，我还说了‘是’呢！”七十年代，柳浪闻莺公园是被封起来的，有两个出口，上面虽然都有“柳浪闻莺”的匾额，但靠涌金门的这边杭州人都管叫“涌金公园”。后来，XG承认，是他找的小琴，但小琴刚刚演出完回到宿舍里是真，于是小琴到我这里来“兴师问罪”。朋友、京剧演员小琴
1974年，爸爸见老是反对我又不听也不是个事，正好此时孙铮阿姨来打圆场了。她亲自去了XG家一趟，回来对我父亲说：“这是个规矩人家，李家桢你反对没道理！”孙铮阿姨是来探亲，他走后，父亲表示认可我跟XG处对象，于是让会做菜的XG露一手做了几个别致的菜，叫莫伯伯来吃。我在他家门口一喊，他就出来了。他边跟着我快步走，边说道：“我爸不让我去，这下我倒要看看是个怎样的人！”
看大林的风景写生（1975年，29岁）
1974年秋，我成家了。1975年XG发觉自己有肝硬化初期症状。他父亲早逝，家里兄弟姐妹五人靠母亲一人的工资养活，自然长期营养不良，可能肝硬化跟营养不良有关。
但因为这症状属于早期，西医开不出什么药方。他不知从哪里得到一个中医偏方，但服药的同时要忌嘴。这种忌嘴可有些烦人：除了鸭子，忌吃一切荤腥。而且，就是做蔬菜，也要单独用锅、单独用菜刀、单独用砧板，因为不能沾到一点荤油的油星。
中医是凭经验开方，说不出什么理论，所以有点像巫师那样搞些精灵古怪的东西，虽然时而很灵验。这个偏方让我想起薛宝钗制作“冷香丸”的那些苛刻禁忌来了。
然而“病笃乱求医”呀。XG说不上已然“病笃”，但不能眼睁睁看他走向病笃呀。既然他信，我就认了，顺着他搞这莫名其妙的禁忌吧。于是乎，人们来到我们家，就看到有两套锅子、菜刀、砧板，各做各的菜，无不奇怪。这些还好办，只是上哪儿去搞鸭子呀？那时候每个月每人只有半斤肉的定量，他还不能吃，不沾一点荤的膳食结构让一个正常的成人营养哪跟得上？千方百计——包括用粮票换鸭子。三十斤粮票换一只鸭子，也就是说，要拿出一个人的月定量才能换一只鸭子。岂不说1975年我还是“黑户口”，自己的口粮还要亲戚朋友周济，就算我的户口转回来，一个月没有油水的两口子最多只能省出十来斤粮票呀。现在我老实招认：就因为我是“黑户口”，我的亲戚朋友从全国各地给我寄的粮票每个月都超出了我的定量了，总会多余二十斤左右。在XG初期肝硬化的那些日子，我们把每个月余出的一二十斤粮票去换鸭子，到1977年我生儿子坐月子，又去换了好几个老母鸡。到后来，全国经济情况好转了，粮票也不值钱了，所以现在还剩下的几十斤全国粮票只能当收藏品了，这是后话。千方百计的另一方面就是“总动员”，动员朋友们为我们到乡下买便宜一点的鸭子，黑市上的高价鸭子我们可买不起。大林那时还在温岭文化局工作，难得回杭州。一天，他托人带信来，隔天凌晨有一辆货车到杭州，他托司机捎了一只鸭子来，要XG凌晨去城郊某处候那辆货车，还告诉我们车子的特征与车牌号，搞得像地下工作的接头暗号一样。半夜里，XG出门推自行车去“接头”。开车锁时有点动静，我连忙说：“轻一点，别把邻居闹醒了！”没想到，在XG接到鸭子的当天下午，大林找到便车，回了杭州。我们好生奇怪，这问的是啥怪问题？于是笑着回答：“干什么？来玩呀！”那曾想到片刻间，“咚咚咚”脚步又来了，同时一只空钢筋锅子就摔倒我们门上，险险乎把门上半部的毛玻璃砸了。我打开门，望着气呼呼的父亲问：“爸，哪里得罪您了，您这是干嘛？！”老爸虎着脸问我：“你给我说清楚，深更半夜地，你让一个男人出门，还要人家‘轻一点’，这个人是谁？！”老爷子转身问XG：“果真是你？为什么深更半夜出门？”于是我老公把事情的本末详详细细地对老爷子说了一遍。老爷子听了，想了想，转身回自己屋去了。大林与XG都笑了，我可笑不出来——凭什么我要被他冤枉，我平时有什么轻举妄动招他怀疑，让他这么对我？
我越想越不对劲，爸爸平时可从没有怀疑过我，而且我总大门不出二门不进呆在家里看书画画，来往的都是女友，婚后才随丈夫与一些他的男朋友来往，而且还是和丈夫一起去跟人家交往的。等大林走了，父亲已经歇息了，我的委屈只好装进肚子里待到第二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我问他：“您向来睡得沉，您怎么听见我说‘小声点’的？”我满腹狐疑地问：“是不是有人在您面前上了我的烂药？”父亲大约冤枉了我有点对不起我，同时也觉得自己这么大岁数被人耍了很不痛快，于是招了：“是……王……”我听罢便火气冲天斥责老爸：“这种人的话你也信？您难道不晓得他的企图？！”此人四十岁左右，长得很英俊，原本是版画系教师，但此人风流韵事不断，在那个个人私生活受国家干预的时代于是就被安上了“坏分子”的帽子，文革期间还与右派们一起劳动改造。解放后文革前的27年中，中国人是分等级的，像印度的种姓制一样。这个等级是人为地划分出来的——用种种标杆把人们划分成几等，而“地富反坏右”是最底层，是“不可接触的贱民”。说来好笑，中国的“不可接触的贱民”划分的标准是各样的：“地主富农”是以其经济地位来划分；“反革命”是以其对党的举止来划分；“坏分子”是以其道德行为或刑事犯罪来划分，而“右派分子”则是以其思想状态来划分。似乎，越靠前的为人更坏。这么说，“坏分子”要比“右派分子”更坏。而且，在“右派分子”眼里看来，自己是政治犯而“坏分子”是刑事犯，所以他们瞧不上“坏分子”。我们这一排屋子还住着其他几家“右派”家庭。他们看到俺爸竟然让一个“坏分子”来教自己女儿画画，便大谬不然：“老李，你怎么让王××来教？”爸爸说：“这只不过是王的个人生活作风问题，他来教其容画画并不碍什么事！”俺爸没有把问题看得那么严重，他深信“身正不怕影子歪”，他相信自己的女儿。那时，我除了画静物请教王老师外，还有几次随王老师外出写生。最后一次是到吴山写生。在上山路上，他突然对我说：“我打算跟妻子离婚！”我吃了一惊，同时也觉得不现实：“你们都有三个孩子了……”他的妻子是福州的中学教师，只有寒暑假来探亲。她是一个印尼富有华侨的女儿。他带着六岁的大儿子“大毛”在杭州过日子，他妻子带着两个小的“二毛”“小毛”在福州过日子。他再没有心思教我写生了。当我坐下来，才用两种水粉颜料打了个底色，他便说：“回去吧。”我收拾好画具，起身下山。还没到山脚，我们二人就分道扬镳了。
我和父亲很少揣摩人们举止的目的。他们的热心，我们会以为是跟我们一样出自热心肠。不是热心肠而是出自功利之心的热心一旦被暴露，我们往往就有一种被耍弄的感觉。被暴露的人因而就让父亲看死了。父亲一旦把人看死，就忍不住冷嘲热讽或义正词严。但他的冷嘲热讽或义正词严不但无济于事，而且还会招来更大的麻烦。人们尤其受不了冷嘲热讽。我呢，对待被暴露的那些假“热心肠”不会嘲弄也不会词严，我只是“远之”。近乎他们我会被熏臭、我会被炙烤，我会被他们毁灭，那么，就远离吧，独善其身吧。 这位王姓画家没有达到目的，自此不理我了，而一旦窥破他的心思，我亦乐得他不理我。然而，却不曾料想他竟然暗中监视我，这次是真正的暗中监视。我气坏了，疾步走到王某的门前叫道：“你是什么人呐，这么卑鄙、无耻！”那人打开门，只用一句话就把我噎住——“我卑鄙，我无耻，但我自食其力，不像你似的当寄生虫！”他指的是我回城靠父亲养活，虽然他知道我四处找临时工作，甚至为了当代课教师在半年间每日往返三小时去郊区小学。那时代年轻人“啃老”是自感极为羞耻的，于是我即便有理，他这一记重锤也打在我的七寸上了。过了两个月，美院要找一些画手模仿“户县农民画”，成批卖到海外赚外汇，应召的基本上是美院失业的家属子女。我去了，拿着菲薄的工资一直到1978年俺爸右派身份被“改正”了，正式到美院工作为止。他调到杭州后，我们倒没有什么来往，因为彼此的话题比较少。但若需要帮忙，他还是很热心，是真正的热心，不带目的的热心。2004年我要到巴黎艺术城住几个月，他在四年前就去过了。我临走前，他不仅把巴黎地图给我，而且还告诉我在这几个月该怎么过日子，怎么省钱过得好。他不无遗憾地说：“可惜娇娇在国内，要过一些日子才去巴黎读书，不然我让她陪你转转。”娇娇是他女儿。到了巴黎个把月后，正当我为人生地不熟除了跟旅行社去别国游不能在巴黎找想要去的地方而苦恼时，大林的一个国际长途让我解忧：“后天娇娇就来巴黎了，我让她陪你！”我感动得眼泪都要滴出来了，在举目无亲的巴黎，听到老朋友的关心倍觉温暖……然而回到杭州，我还是跟他很少往来，虽然经常碰到（他就住在我父亲居住的宿舍里），也就彼此点点头。我只是明白，有那么一个老友，在我需要的时候，只要他能做到，会对我引以援手的……他，就是大林。
我最初的彩照。1973年大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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